“安全神话”褪色，日本哪来那么多戾气？

刚结束的日本地方统一选举堪称一片混乱。首相岸田文雄遭“愤怒的青年”自制筒状炸弹袭击，有惊无险；众议院和参议院收到写有“只有恐袭才能改变国家”等内容的恐吓邮件；国会咨询窗口收到题为“我即将杀死日本首相”的恐吓邮件；竞选岐阜县多治见市市长的高木贵行在停车场被71岁的疑犯锁喉扑倒……当一些日本政客联想到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高声谴责政治暴力是“对民主的挑战”时，日本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现在日本的戾气迅速滋生，身边的恶性事件明显增多？一向因有“安全神话”而声赫全球的日本，到底是怎么了？

日本社会“三观”正在发生变化

(资料图)

日本社会治安正变得令人“不安”，除了对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政治人物的“独狼式袭击”成为国际热点新闻外，也有很多令人感到震惊的社会案件报道。2月20日，横滨市一名78岁的老人在路上行走时被一名男性用棍子击打头部致死；3月21日，5名日本男子假扮成煤气公司工作人员，在东京都丰岛区入室持刀抢劫2名中国人；4月13日，青森县一栋民宅发生疑似人为纵火，致使5人死亡；4月15日，在北海道旭川市某便利店内，一名男子用刀刺伤一名55岁女性店员，并将作案过程进行网络直播；4月21日，在爱知县知多市，一名43岁无业男子用刀割断一名80岁老人的喉咙……

《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生活30多年，最近看到这些与犯罪案件有关的报道，内心的感受只能用“震惊”两字来描述。曾在中国留学多年、担任过日本八王子市议员的原田繁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日本社会的‘三观’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曾做过一项有关国家形象的调查，当时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一个“加分”因素就是社会治安好。在英国一些机构公布的“适合单独出行的旅游安全城市”排行榜中，东京、大阪等日本城市也名列前茅。但最近几年的现实是，安全的东京都犯罪案件明显增多。据日媒报道，从3月中旬至3月末的10余天里，东京都内至少发生了5起入室抢劫案。日本警方今年2月公布的2022年犯罪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警方掌握的刑事案件去年超过60.1万起，较2021年增加3.3万起，增幅为5.9%；街头盗窃、伤害等“街头犯罪”的数量超过20.1万起，同比增加14.4%；纵火、强奸等严重犯罪案件同比增加8.1%。

2022年10月，日本警方曾请5000位年龄在15岁以上的居民参与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治安很好、可安心生活”的受访者为68.6%，相比2021年同期下降7.3%。认为近10年治安“有所改善”的仅有14.9% ，同比下降5.9%。而认为“恶化了”的受访者为67.1%，较前一年增加3%。对此民调结果，日本警方分析认为，受访者或许是因安倍遇袭事件的负面影响才作出如此消极的判断。

日本警视厅3月中旬公布的统计数据还显示，2022年日本查处的网络犯罪案件数量多达12369起，创下历史新高。面对严峻的治安问题，在日本警视厅4月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警视总监小岛裕史表示：“虽然一些嫌疑人已被逮捕，但接连发生的凶残且卑鄙的犯罪行为仍然让市民感到不安，因此我们坚决不能放松对策。”

“年轻人产生一种偏爱、偏执甚至偏狂的欲望”

日本《每日新闻》21日刊发评论称，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7月在奈良遇袭身亡后的社会舆论导向，是纵容和诱导恐袭多发的原因之一。

去年8月，日本《产经新闻》曾预测性地写道：“社会上一些对嫌疑人山上彻也的肯定言论，必然会诱导恐袭的再次发生。”媒体曝光凶手山上一家被与政治家有牵连的新兴宗教迫害的悲惨经历后，社会上一些人对其产生同情。有人向被拘押的山上捐款捐物，还有许多民间团体联名请愿，要求为其减刑。就在岸田文雄4月15日被恐袭的一天前，日本法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网络节目中表示，“暗杀（安倍）成功了，可太好了”。

日本著名电视评论员辛坊治郎近日在新闻节目中质疑说：“恐袭岸田首相的疑犯，目前涉嫌的罪名居然是‘妨害业务罪’，最高也就判3年徒刑。从常识上考虑，他涉嫌犯的不应该是‘杀人未遂罪’吗？”这种刑法上确定罪名的混乱降低了犯罪成本，已成为恶性事件多发的诱因之一，并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和法学界的讨论。

日本龙谷大学犯罪社会学教授津岛昌宽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媒体对案件集中、长期化的反复报道，对疑犯或凶手行凶理由的分析，对其家庭环境和个人处境事无巨细的挖掘，再加上这些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与发酵，容易让普通民众将凶手的情况跟自身的境遇相比较，然后产生某些同感。”

日本著名记者、作家青沼阳一郎认为，“犯罪率增高，与新冠疫情下人们面对面接触减少、在网络上陷入信息茧房有关。如想模仿恐袭首相或搞无差别屠杀的人，在网上只会注意大家对这种行为的赞美和肯定，陷入自我封闭的世界观，意识不到道德感的缺乏。”

担任过日本横滨大学校长的加藤祐三教授在与《环球时报》记者交流时表示，袭击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的嫌犯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在少年时代都曾遭受过父亲的家庭暴力；第二，他们都曾生活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单亲家庭；第三，他们的就业以及职场生活都不顺利；第四，他们都是“网虫”，并从互联网上寻找可以发泄个人情绪的犯罪方法；第五，他们都是“宅”在家中，与社会环境脱节，属于“社会边缘人士”；第六，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暴力手段凸显自己的存在感；第七，他们都参加了新兴宗教组织。加藤祐三认为，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都是这几年日本社会戾气增加不可忽视的原因。

长期从事社会问题比较的原日本时事通讯社常务八牧浩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日本社会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种‘无欲’的状态，不愿意购房，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人本身一定会有欲望的。正常的欲望丧失，就会产生一种偏爱、偏执甚至偏狂的欲望。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

有分析认为，近几年日本物价上涨，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一些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显示：目前有超过半数的日本家庭感觉到生活压力。

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经济整体下行的大环境下，普通人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意外或疾病等重大消费支出都会给整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负担。再加上普遍社会心理预期和发展信心不佳，日本社会的压力增加，少数人容易铤而走险，误入歧路。”

今年年初，一名年轻人持刀闯入东大阪市一家便利店，抢走5万日元现金。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伤人意图，甚至在逃走前还留下了一句“对不起”。此类被日本人称为“文明抢劫”或“谢谢抢劫”的案件近来有所增多，且抢劫者平时看上去都很老实。舆论分析认为，“文明抢劫者”的犯罪动机或许是因为生活所迫，如有的人疫情期间被解雇后为生存动了邪念。很多日本人呼吁，只有让国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惠及更多民众并优化完善“兜底”的社会保障政策，才会让普通人在陷入困境时择善而从，避免行差踏错。

日本还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国家吗？在日本华人律师翁道逵看来，日本治安整体上仍保持相对安全的水平，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依然存在。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无论是在日生活的华人华侨，还是近期要到日本旅游的同胞，大可不必因为最近的刑事案件就对日本治安持有恐慌，只要保持小心就可以。

日本变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在一些研究和关注日本的学者看来，日本在二战后给国际社会的形象是安全稳定、社会治安良好，但近年来恶性案件和街头袭击多发，在一定程度上会打破日本社会“安全稳定”的国际形象，让外界觉得日本变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近日和已在东京都工作生活了7年的小程交流时了解到，7年前日本媒体上报道的杀人放火案件主要发生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偏远地方，而最近几年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也时常会发生杀人放火案件。小程说：“我家附近去年就曾发生一起杀害小学生的案件，非常恐怖，与刚来时相比，日本社会变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高失业率、经济不景气、物价高涨等是导致日本社会治安愈发恶化的表层原因，但从深层次来看，则在于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陈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日本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明显受阻，如很多政治家的孩子成年后仍参与政治。这在不久前结束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就可见一斑，自民党新人岸信千世成功接过了其父亲、前防卫大臣岸信夫的选区，成为新任众议员。相较于从前，普通人可以通过读书考学来改变人生，也可通过参加选举来表达政见，推动公共政策制定与调整，但时下这在日本变得越来越难了。他表示，由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以及新冠疫情和经济不景气因素叠加，导致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不断做出一些极端或消极的事情，进行发泄、报复以及从中获得自我满足感。

对日本社会为何变得愈发“不安”、社会戾气日趋严重，日本各界有一定反思。日本某主流大报的一位驻京记者感慨说：“很多人一直认为是在日外国人导致日本治安恶化，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自己破坏了治安的稳定。” 

日本《读卖新闻》去年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人们没有安全感，这是否与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心理影响有关？如贫富差距加大和自杀率居高不下。”日本知名预防犯罪顾问京师美佳分析说，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导致的物价上涨和收入不平等也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系教授福田充认为，打击和遏制犯罪的方法就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教育现状，以创造一个人人都可以舒适生活的社会。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认为，在海外蔓延的恐怖主义也会给日本国内的安全状况蒙上一层阴影，日本有必要研究其他国家的反恐体系和应对方式，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以防万一。此外，为获得更多合作和支持，还有必要向公众加大宣传恐怖主义的危害和反恐的重要性。

但也有些日媒和意见领袖还在粉饰日本的社会治安问题，一味强调“近期发生的各种社会案件只是个案”，并不能证明日本已成为“风险社会”。甚至日本电视网（NTV）有文章分析认为，“街头犯罪”增加的可能原因之一在于，新冠疫情让很多外出受限，随着日本放宽疫情防控政策人们重返街头，才导致犯罪率上升。

对此，陈洋分析认为，日本虽然有很多持不同立场的大众媒体，但在涉及维护本国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它们的总体态度大多是一致的，这实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普通民众对现实社会各种矛盾长期激化的感知。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政府若不尽快设法解决本国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那么只会增加民众的不满与压迫情绪，埋下更多的社会隐患。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大国”和“治安良好”。如今，日本的经济长期深陷低迷，今后若社会治安再不佳，那么必将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也会让日本的“软实力”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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